把被夺回的时间抢回来

一年后,我与妻子被分配到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,等待地方政府安排工作。我们这批来到临夏的大学生30余人,一个个被先后打发到临夏州所属各县,甚至公社去当老师、医生、技术员或干部。最后唯独剩下我们夫妇,临夏州委组织部长把我们请到他的办公室说:“你们是从北京大学来的大学生,就留在州上的中学教我们的娃儿们吧!”

我这一生的教书生涯就从这里开始了。我是心不甘、情不愿地当了老师,“教书好,有寒暑假,自己想干点什么就干什么!”三姨还这么开导我。

我和内子分别在临夏州的两所中学教书,学校倒是很把我们“当人”,报到后立即发给课表、课本、圆规和三角板,走马“上课”去吧。

1976年“四人帮”垮台,1977年恢复高考,内子和我突然想起州委组织部长说的“教我们的娃儿们”的话。8年来不务正业,一事无成,如今真想干点正经的事情。

内子和我开始给有志上大学的学生们系统补习功课,设计模拟考试题10份,美其名曰“练兵”。我们亲自把学生送到考场,学生进场前三分钟,还在帮他们复习“三角函数在各个象限的正负号”。甘肃省那年的数学考试题目全在我们那10次练兵题之内,学校破天荒地出了十几个大学生。消息不胫而走,家长们几乎踏破我家门槛。

1977年初,大学与其他各行各业一样,逐渐恢复正常秩序。清华大学发来公函,商调我与内子回京赴清华数学系任教。我们喜出望外,却又一头雾水。时隔多日,华罗庚教授才告诉我:“遇到了刘达同志,把你们夫妇的名字和工作单位写给了他。”原来是恩师向清华大学的刘达校长举荐了我们。

1978年秋天,我们回到北京,开始在清华大学教书。我和内子分别参加到两个教学小组工作,给老教授当助教,一边学习适应新环境,一边准备下学期走上讲台。数学系在“文革”中也遭到严重破坏,如今要重建数学系,面临数不清的问题,最突出的是青黄不接,后继无人。我们那年34岁,成了系里最年轻的大课教员。

从22岁那年赶上“文化大革命”,到34岁重新步入正途,似乎又回到原点,可走了12年的冤枉路。我和内子的心情,正如当年一句流行的口号所说:“把被四人帮夺去的时间抢回来!”然而谈何容易?

从那时候起,我们没有星期天,只有星期七。每周七天,除了照管三个女儿之外,心无旁骛,天天都在读书、备课、写论文。不以为苦,反以为乐。

我在清华教的第一个班,是“文革”后经过正式考试招收的第一批学生,那年他们已经是二年级了,我接手教他们“高等数学”课。学生中有的年纪与我相差无几,他们也是被“文革”耽误的一代,极其珍惜这盼望了多年的学习机会,读书异常用功。我理解他们,使出浑身解数,把每堂课都讲得引人入胜。  

1980年,系里派我给清华大学分校的学生上“复变函数”课,有1000名学生。我只能在演播室对着摄像机讲课,学生则分成25个小班,在自己教室的电视里看我板书,听我讲课。期末,除校方正式给我评奖之外,学生会竟另立名目,评我为“最佳男教师”。

上个世纪90年代,我第二次赴美工作。有一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国际科技大学为研究生讲授“应用数学”。那是一门分量很重的必修课,学生来自五湖四海,程度参差不齐。我只能边讲新课,边为他们查漏补遗,总算完成了规定的教学计划。学生们爱选我的课,尽管我是一个操着流利但带“中国口音”的英语的“老外”。在当年的毕业典礼上,学生会主席为我颁奖,奖牌上雕刻着“Sir With Love”,意思是“富有爱心的先生”。

在我留美工作期间,2001年清华大学成立90周年大庆,师生们纷纷撰文纪念母校生日。一位我教过的学生路秋海,那年已经成了力学系的副教授,写了一篇题为《清华制造》的文章,发表在《光明日报》和校刊《新清华》上,记述当年他们在我的数学课上如何被严格要求,做难题,考低分,饱受“折磨”。从学生们的评价中我才悟到:原来我的身上有家族遗传的“孩子王”风范。

多年来,或因研究,或因教学,甚至因赞助残疾人士而获得过的奖励,但在我心里,学生给我的好评才是最大的奖励。2003年,我应清华大学邀请回到北京,先后在清华河北发展研究院、清华深圳研究生院担任研究所所长。近几年,又应中关村海淀科技园之邀,兼任中关村研修学院院长。

40年中,内子与我相濡以沫,从北京出发,赴甘肃,去美国,再返故里,人生的轨迹似乎就是划大圈。我要回国了,内子决定提前从飞利浦半导体公司退休,陪着我又一次站到新的起跑线上。

40年前我无可奈何地当了老师,如今我常常想,如果有来生的话,如果可以重新选择职业的话,我会心甘情愿地为人师。因为那三百六十行里,除了教书之外,不是我做不了,就是我不想做。谈来生或许太渺茫,其实是希望下一代有人接续香火,实现书香五代。这大概就是我潜意识中无法化解的“孩子王”情结吧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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