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了六年北大,总共读了两年半的书

曾外祖父志趣在于兴学办教育,是个理想主义者。外祖父和我的上一辈都终生从教,则是为了生计,但选择教书谋生是他们的意愿。我走入这一行,却完全出于无奈和被动。

1962年,我考入北大数学力学系,并与同班同学郝凤琪恋爱。

数学专业历来不受女孩子青睐,凤琪也并非自幼钟情数学。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书六年,她过得轻松愉快——上演的电影她一场不落,大大咧咧,不拘小节,可学习成绩依然优秀。高三的时候,她参加了北京市的中学生数学竞赛,结果名列前茅。华罗庚先生在接见竞赛优胜者时,还送了她一个笔记本,亲笔题字,鼓励称赞她是“女状元”。于是,凤琪“半考试、半保送”,轻轻松松地进了北大数学力学系。

在北大读书的前两年,所有的教授都非常认真,要求学生也很严格,我们也丝毫不敢掉以轻心。因为一进学校,就发现班里还有二三十个留级生,他们都是因为考试不及格,没能升进二年级。“严师出高徒”,正是在这头两年老师们为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,让我们得以终生受用。以后无论读书自学,或是留学深造,凭得都是这个根底。

然而好景不长,各项政治运动接踵而至,大三那年,北大开始贯彻实行“少而精”——大风起兮,北大紧跟,不分青红皂白,下令各科教学内容统统砍掉三分之一。

上有所好,下必甚焉。我的微分方程课教员一个学期只讲了一条像样的定理:常微分方程解的存在唯一性定理;而我的英文课教员每堂课只要求学生记住5个单词。更有甚者,大四那年,我们又被学校安排去河北农村参加“四清运动”,整整一年。

1968年,除了少数“文革”积极分子继续“打派仗”,甚至闹到“武斗”拼命之外,绝大多数人对“文革”极度厌倦,无所事事,游荡逍遥。直闹到1968年底,我们早该毕业了,还没有收场的迹象。我在北大这所闻名遐迩、全国首屈一指的最高学府混了6年有余,算一算,真正读书的时间充其量也就两年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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